编者按：近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承办的“首届全国慈善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其中“传统慈善与现代慈善”专题论坛邀请了来自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高校和慈善组织的20余位专家围绕主题展开讨论。《慈善公益报》撷取与会嘉宾发言精要,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顾问、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以《传统慈善已被互联网激活》为题的发言中指出：传统慈善往往是熟人、邻里之间的互助，只有“施”与“授”的关系，这种慈善可称为“私益慈善”，而现代慈善属于“公益慈善”。互联网突破了传统慈善的时空局限，把个人求助的私益慈善做到了极致，但个人救助平台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性。他认为，互联网募捐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自主选择中介服务机构，通过专业化定制、市场化服务、数据共享，由慈善组织向募捐服务支付一定服务费用，同时借助市场竞争产生若干有公信力的、提供高效服务的互联网募捐平台。公益有光明大道可以走，可以借助科技一飞冲天。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顾问、湖南师范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周秋光教授以《从传统到当代：中国慈善的两次历史转型》为题，详细分析了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经历的两次历史转型。一次是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此次转型已经完成，并伴随历史的远去而积淀成为慈善文化并形成新的传统;一次是进入21世纪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该次转型尚在进行之中，且存在诸多变数。纵览两次历史转型，中国慈善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理念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并未完全摒弃传统，而是聚合成一种“扬弃”式的演进状态。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理应有超越生存底线、追求理想高度的能力与决心，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顾问、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辨析了公益与慈善、传统慈善与现代慈善之间的关系并分享了爱德基金会在现代慈善的实践与探索经验。他认为现代慈善侧重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的产物;现代慈善更强调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理性化、组织化、专业化与制度化的产物;现代慈善的个人道德意蕴对公益慈善行业是一种有益提醒与适时补充。他将爱德基金会对现代慈善的探索的四个阶段一一介绍，分别是雪中送炭，给人以鱼，不锦上添花;授人以渔，以人为本，综合发展;三明公益(明行、明慧、明道);新媒体、新科技、走出去、兴文化。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王文涛先是提出问题：慈善文化中外有别，古今亦不同，慈善文化认同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接着从中国社会结构形式的两个变化和中国传统慈善的三个主体形成来认识中国传统慈善。他认为中国传统慈善的主体和思想都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阶段，随着民间经济力量的壮大，民间慈善的内容不断丰富，主体作用日益明显，国家慈善成为配角，直至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以当代慈善来界定传统慈善的对象和内容，而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慈善。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奇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慈善捐赠与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实证结果：第一，我国的慈善捐赠水平对于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微弱的缩小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二，我国的慈善捐赠水平拉大了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但能够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尽管影响程度依然很小。第三，我国慈善捐赠水平对于不同区域的作用效果不同，西部效应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效应最弱。张奇林教授表示，我国慈善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南开大学教授、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健刚以《以善为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种类型学分析》为题，首先辨析了民族性与共同体的概念及理解，他认为以善为缘，从仁义善举到现代公益都连接着关于国族认同的想象。接着他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的写作动机、重要意义、书中局限深入分析，他认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问题和类型界定。最后他分析了家族慈善、地方慈善、宗教慈善、族群慈善、海外华人华侨慈善、公民慈善等慈善类型对共同体建构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健认为在淡化宗教色彩发展历程中，我国慈善事业广泛面临着公共利益与传统慈善之间的张力，以往试图用圣人之德实现人人慈善的努力始终收效甚微。现代公益要求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互益到公益的升华，这一过程既要吸收西方现代公益理念，也要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中汲取养分。他通过对国际小母牛组织和文氏宗祠的中外案例比较，提出了基于中国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建构的三圈理论假说。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谢晓霞基于政策环境和中国慈善组织当前面临的保值增值现状，采用2015年-2017年慈善基金会年报数据，通过建模及回归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发现：第一，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短期投资对投资收益呈现出正向影响;第二，长期股权投资对投资收益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是长期债权投资，最后是短期投资。这充分表明了三种投资方式都能够起到慈善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尤其是长期股权投资，最能够提高基金会的投资收益，起到慈善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第三，在慈善法颁布实施之前，非限定性净资产对投资收益具有反向的影响;在慈善法颁布实施之后，非限定性净资产对投资收益具有正向的影响。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姚建平在分析政府医疗资源与慈善医疗救助资源衔接的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对慈善力量介入医疗救助的方式进行具体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二是各种类型的补充医疗保险，包括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性补充保险和工会互助保险等)、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等;三是医疗救助，主要针对医疗保险报销之后仍然负担较重的医疗费用部分进行救助。但是这个医疗体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少部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和没有能力缴费的人群排除在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之外，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属于低收入或没有收入的弱势群体。二是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大病、重病患者的医疗费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慈善力量介入医疗救助就成为解决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短板的重要环节。

与会者认为，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在经历从传统慈善到现代慈善转型，现代慈善成为一项宏伟的社会事业主要是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社会分工的需要，但中国的慈善事业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滋养，只有在继承传统慈善的有益成分并赋予其现代性，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