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代表团：建议优化税收体系，激发社会对公益性捐赠的热情

上海代表团以代表团名义提交“关于优化完善税收激励政策支持公益性捐赠健康发展的建议”。

总体来看，中国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法律，与公益性捐赠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分散在各个单项税种法律法规之中。

对于受赠方而言，受免税收入范围过窄、税前扣除资格过严等因素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慈善组织筹集善款的能力。对于受益人而言，目前尚未明确免税优惠政策的具体支持方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受益人接受慈善捐赠的获得感。

上海代表团建议完善捐赠人税收支持政策，进一步优化完善鼓励捐赠支出的税收政策环境。建议提高捐赠支出的扣除比例，加大捐赠者的税收激励力度，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在税前全额扣除，实现税收政策效应最优化。

在捐赠人税收支持方面，还建议适当延长可结转扣除的年限，鼓励捐赠者提升捐赠总额。其次，完善受赠方税收政策，加快形成有利于慈善组织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环境。第三，明确实际受益人税收优惠待遇，对取得受灾、扶贫、助残、养老、医疗补助等救济性的困难补助收入免征相关所得税。这样的制度安排，能进一步增强受益人的获得感，充分体现公益性捐赠扶困济弱的根本宗旨。

罗良娟：对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开展差异化评估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符合要求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均可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且等级评估结果也逐步与基金会税前扣除资格相关联。

罗良娟建议，对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进行差异化管理，民营企业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日常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未向社会公开募款，资金来源基本属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风险远小于公募基金会，且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数量少、公益事业支出比例小，在团队建设、党建工作、宣传工作等内部治理方面与公募基金会存在较大的差别；降低非公募基金会的评估合格分数，所有基金会参评取得各等级结果的分数相同，但大部分民营企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取得3A等级（需要取得总分数的85%以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若适当再降低10-15%的分数，较为符合非公募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希望民政部门可以加强指导，以评促建，引导非公募基金会做好等级评估工作。

王海京：发挥公益慈善组织作用

王海京委员认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资源进入公益慈善事业，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利好，也对公益慈善组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王海京委员建议，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公益慈善组织要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帮助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王海京建议，首先，开展更广泛有力的公益倡导，从税收减免、社会组织服务准入、公益慈善组织管理等方面推出更切实可行的激励性政策制度，为企业与社会群体参与公益慈善提供更多路径选择和权益保障，激发并呵护更多企业和社会群体参与公益的意愿和积极性；其次，要加强引领，引导企业和社会群体关注真问题、响应真需求，避免公益资源的浪费；再次，要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社会群体提供公益参与的专业方案和执行能力支持；最后，要建立公益慈善供给与需求有效撮合机制，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企业和社会群体公益慈善资源与公益慈善受益群体需求，为企业和社会群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专业、便捷的枢纽与平台。

石磊：建议合规公益慈善捐赠支出可享受税前扣除

石磊建议，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进行前置审批，每年末公布下一年度扣除资格名单，各慈善机构要在接受捐赠前明确告知是否具有税前扣除资格，让捐赠方捐的明白、捐的放心。同时加大对本年度捐赠款项及物品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事前有审批、事中有监管、事后有审计。

石磊表示，对前期未取得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全面审计，明确接受捐赠的款物用途及流向，对实际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应准予捐赠企业在税前扣除，同时对不符合企业捐赠意向的违规行为进行追责，这样既净化了社会公益环境，也消除了捐赠企业的顾虑，捐的安心放心。

石磊还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力度，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支出均可享受税前扣除等政策，这样既能增强企业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动力，也能推动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不同人员之间的合理再分配。

民革中央：引导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助力乡村振兴

民革中央在《提案》中指出，绿色金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在服务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实体经济发展、居民财富管理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稳定金融市场发展、服务国家养老金体系建设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民革中央指出，目前公募基金市场上纯粹以农业为主的公募基金产品少，具备稀缺性，在公募基金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存在缺口。应充分利用公募基金这一金融工具，为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架起桥梁。

为此，民革中央在《提案》中建议：一是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创新乡村振兴专项金融产品；二是进一步拓宽绿色普惠金融项目融资渠道；三是大力推进农民数字化投教工作；四是践行ESG标准，为乡村振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费薇:尽快开展农村地区精神卫生及社区康复试点专项支持行动

费薇认为，乡村精神障碍问题的现状严峻，为家庭与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具体表现为，农村居民精神卫生知晓率偏低、医疗可及性差、重残率高；农村居民精神疾病患者及家庭成为社会孤岛；精神疾病致贫返贫现象严重。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精神障碍者康复服务严重缺乏，大部分的精神障碍者康复资源在一二线城市，农村地区的精神卫生资源极度匮乏。

费薇建议，由民政部牵头尽早开展农村地区精神卫生及社区康复试点专项支持行动。通过中央专项资金提供支持建设一批“乡村精神卫生服务中心”，参照城市地区的社区康复中心和 “中途宿舍”；依托服务中心、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吸纳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等力量参与，形成多学科综合团队，在服务中心为需要救助和支持的农村精神障碍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日间托养、慢病维持治疗、康复服务、技能培训、工作中介等服务，改善乡村精神障碍者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帮助精神障碍者恢复社会功能、支持其融入社会、重返生产劳动；民政部门与卫健、公安、妇联多部门加强合作，及时发现、救治家庭困难、衣食无着、缺医少药的严重精神障碍者，依托服务中心帮助无家可归或家人照顾不到位的精神障碍者，保障其有处可去、有衣有食，且在必要的医疗之后能够得到康复服务，逐步恢复社会功能，实现不同程度的自食其力，特别注意保护精障女性权益。

王水：调动社会力量，破解家庭“带娃难”

王水表示，2021年一项调研显示，“带娃难”问题其实非常普遍，95%的家庭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需求，其中需求较为强烈的家庭约占84%左右。但与此同时，我国目前0-3岁儿童托育行业，有着托育机构数量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特点。现有托育机构软硬件水平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主管和监管部门不明确，相关法规和政策不完善，行业标准缺失，社会力量开办托育机构困难较多。

王水建议将儿童保健工作与托育服务相结合，将儿童早期发展促进融入到托育服务中，在确保婴幼儿良好体格发育的前提下，发展儿童的认知、语言、情感，实现“高质量托育”的服务目标。

王水建议要建立妇幼保健机构与辖区托育机构协作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妇幼保健机构可以在托育机构派驻儿童保健医生，直接提供婴幼儿保健与健康管理相关服务。还可以定期对托育机构老师和保育员进行保健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在婴幼儿营养、心理等方面开展业务指导。有条件的妇幼保健机构还可以发展托育服务。

胡卫：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校内服务

“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校内服务，打造更加丰富的资源平台。”胡卫表示，在夯实校园育人主阵地的同时，各地要从优化社会供给侧入手，做好各方面资源的统筹安排和余缺调剂，以弥补校内资源的短板和不足，如协调社区、博物馆等方面的教育资源，也可分级分类打造丰富多彩的开放性在线课程资源平台，帮助不同层次、类型、特点的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降低对校外学科补习的依赖。

牛三平：发挥社会力量促进职教发展

长期以来，社会力量兴办的职业教育，一直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有独立设置的中等职业学校9896所、高等职业院校1468所，其中，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民办中职学校1953所，占中职学校总数19.73%。

牛三平表示，这也从法规层面明确了国家鼓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方针，为民办职业教育和公、民合作举办职业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法制支持，意味着无论是政府、社会力量还是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院校，只要符合职业院校办学的国家标准，都将予以承认并纳入职业教育体系。

牛三平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人社、财政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出台专项政策，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同时，出台具体的差别化的扶持政策，明确财政拨款、融资、税收、土地和产教融合等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为全社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职业教育是面向企业、面向行业、面向社会的教育，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谈及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牛三平说，要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在全社会的地位，建议加大加强对职业教育投资政策的倾斜力度，还要解决和保障好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加快推动职业院校创新办学模式，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丁世忠：建立“双减”配套服务体系助力“体教融合”

2020年，国家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体教融合”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全国积极响应并制定相应措施来推进“体教融合”。然而，在落实“体教融合”政策的实践中，仍然存在对“体教融合”认识上不到位，以及实施方法上未抓住根本等问题。

丁世忠建议，建立一体化体育教程体系，按照不同运动项目特点，结合学生发展规律，从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角度，系统开发哪个学段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的系列体育教程；建立学生运动能力国家标准体系，建议建立一套篮球、足球、武术等各专项运动的学生运动能力国家标准，推行学生运动能力等级认证；建立基于“双减”的体育课后服务资源体系，要充分考虑中小学校发展实际，遵照不同学段学生发展规律和运动需求，分层分类建立一套体育课后服务资源体系，在强化“体教融合”的基础上，落实好“双减”；建立“体教协同”校企联动的学生体育竞赛体系，完善学生体育竞赛制度，以企业为主出资组织竞赛，学校组织学生报名参与，研究机构分析报告竞赛给“体教融合”带来的效果，形成体育竞赛推进“体教融合”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