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济民  扶弱助困  守望相助

程  伟：中华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政府就已设置专门官职，负责各项具体的慈善救济事务。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多流派蕴含着仁爱济民、扶弱助困等理念，影响深远。“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儒释道三家虽然观点有别，但都崇善扬善。中华慈善文化蕴含着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比如道家认为“道”乃天地万物之源，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华慈善文化蕴含着对人生目的及永恒意义的追求和解答，比如《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和“立功”均需作出有利于集体和后人的功业，实现对自我生命的超越，达到“不朽”。中华慈善文化还蕴含着认定价值、辨别是非的思考，比如儒家倡导先义后利、以义为利和重义轻利，通过符合道义的方式来获取和分配利益。上述简要列举的中华慈善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徐家良：中华慈善文化精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同情，以及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其精华如果用四个字概括的话，那就是友爱、互助，友爱强调对他人的关心和照顾，互助则强调守望相助，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讨论中华慈善文化的精华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慈善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个人以慈善捐赠的方式为困难群体和需求群体提供生活或发展资源。二是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公共事务不再由政府直接提供，而是由社会提供，这不但为慈善组织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还增强了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影响力。

刘  琴：一是仁爱精神。中华慈善文化强调仁者爱人，倡导人们要有爱心、同情心和慈悲心，要关爱他人、救助贫弱、保护环境。这种仁爱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二是社会责任。中华慈善文化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倡导人们要承担社会责任，关心社会公益事业。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三是互助精神。中华慈善文化强调互助互爱，倡导人们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这种互助精神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四是奉献精神。中华慈善文化强调奉献，倡导人们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执行专业  运营阳光  参与广泛

周秋光：万物流变，无物常驻。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慈善文化理念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引导着大众重新认识公益慈善事业的对象、方式、价值和目标等。

首先，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慈善，真正走出地理与心理双重层面的“熟人”社会，施善者与受助者可能互不认识且毫无交集，却能凭借互联网平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这无疑是对传统慈善文化的一次冲击，因为其与爱有差等、道德瑕疵者不予施助、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等传统慈善观念相背而行，有助于施受双方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慈善的看法，无需一味遵循旧有慈善伦理桎梏。

其次，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慈善，让人人可以慈善、时时存在慈善变成肉眼可见的事实，尤其是网络公益项目的出现和手机客户端的普及，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施助他人或向他人求助。这与非亲见善举不足为信的传统慈善理念截然相反，表明科学技术的革新与慈善文化的变化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最后，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慈善，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索“义”与“利”的平衡点。互联网创富浪潮过后，如何形成由富而善的逻辑思维，然后通过公益慈善来实现适当程度的财富共享目标，已经成为当前慈善事业的重要社会价值，这也是传统慈善文化不具备的内容。

刘  琴：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给慈善文化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参与慈善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慈善公益项目及理念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公众通过互联网为自己认可的公益慈善项目、慈善组织捐款、捐行为、捐时间。人人公益逐渐变成了互联网慈善文化的关键词。

二是随着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热情的攀升，慈善文化建设融入行业专业度、透明度以及对捐赠人的服务等方面。专业度要求公益慈善机构能够练好内功，即专业的项目设计、执行和管理；透明度对机构运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如何利用好互联网平台，打通公益慈善项目与捐赠人、参与人之间的沟通链条，也是数字慈善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在这个趋势下，慈善事业的格局也在发生改变。慈善组织需要动员公众、影响公众，让自己的公益项目脱颖而出，这也考验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汲取精华  紧跟时代  贴近需求

程  伟：慈善文化孕育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其中的一些经验智慧至今仍能为慈善组织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是劝善形式亲民。古代，为了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民也能知晓慈善理念，劝善书籍常用通俗诗歌、俚言写作。许多劝善书还配以图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众识字率不高的传播局限。当前，传播形式丰富多样，慈善组织应该学会利用媒体，广泛传播慈善文化。

二是追求过程透明。古时，某项慈善活动结束后常刻石立碑，详述善举缘起和过程，公布捐款人姓名和金额等。当下，慈善组织应定期公开章程、账目、收支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注重精准救济。在古时的灾害赈济中，行善者会先摸清受灾情况，再将受灾群众分为极贫、次贫等群体，分别发放不同数量的粥票，凭票领取救济粮食。现如今，慈善救济要传承发扬这种分层分类的方式，不要“大水漫灌”，而要将有限的慈善资金用到最关键、最精准的地方。

徐家良：第一，促进自身健康发展。慈善组织的使命愿景需要紧贴慈善文化，项目和活动需根据相应的慈善文化作出灵活而精准的安排，有的关注老人，有的为残疾人提供帮助，等等。慈善组织要根据法律政策相关规定，对外公开捐赠数量、项目安排、运行规则、办事效率和服务成效，回应社会热点关切，推动提高项目运营能力和透明度。

第二，推动慈善事业发展。一方面，需要弘扬志愿精神，营造慈善氛围。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文化的传承，既不是有钱人独有的活动，也不是只有慈善组织可从事的工作，而是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组织、个人都可以做的，通过志愿服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一种方式、一种文化。另一方面，以慈善信托为抓手，动员更多高净值人群参与慈善事业，弘扬中华慈善文化。

守正创新  盘活资源  加强研究

吴素青：为了给慈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氛围，广东省惠州市民政局以弘扬慈善文化为抓手，把握时代脉搏，把事业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密切结合起来。

一是汇聚慈善力量，共创大爱之城。今年1月，惠州市民政局举行“惠州慈善奖”表彰大会，共表彰了32个单位和9个慈善项目，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二是培育慈善主体，创新募捐模式。惠州市设立了26只社区基金和66只专项基金，累计募集慈善资金超1亿元。2023年，新设立绿美广东惠州生态建设行动基金、文化高质量发展基金、困境儿童关爱基金、广东东江干部学院社区基金等6只慈善基金，为公众参与慈善提供更多选择。三是加强行业监管，打造“阳光慈善”。惠州市建立完善了行业自律、监督管理等机制，指导各级慈善总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下一步，惠州市民政局将坚持守正创新，设立慈善帮扶资源供需精准对接平台，用慈善力量为惠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周秋光：政府在推进慈善文化建设方面，责任重大。首先，政府需要明晰慈善事业定位和自身在发展慈善事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能以行政管理模式对待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而应在政策支持和法律规范等方面下足功夫，推动慈善事业繁荣发展。其次，政府部门应将慈善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建设统筹战略格局之中。积极鼓励并支持文艺界和学术界创作出更多、更好宣传慈善文化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慈善文化的需求。再次，政府部门应将推进慈善文化建设与发展慈善事业有机结合起来。支持和引导各行各业人士开展慈善活动，营造人人向善行善的社会氛围，间接推进慈善文化建设。最后，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学校教育在传承和培育慈善文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中小学和大学开设慈善文化课程，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涵养广大青少年的慈善意识，为慈善事业培育后备人才。

徐家良：第一，政府部门应组织各界专业人士展开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有的慈善话语体系。第二，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慈善文化专题研究。中华慈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政府应指导、支持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研究，从中西方慈善文化发展史中发现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第三，在学校设置慈善文化相关课程，让青少年儿童了解慈善文化、认同向善价值。

兼顾效率与公平 保护权利与善意

徐家良：第一，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慈善文化所强调的志愿精神和奉献社会，原本就与第三次分配的内核、与人们对慈善文化的理解密切联系，甚至直接构成第三次分配的动机。因此，要通过各种方法，深化公众对慈善的体验和认知，让更多人参与慈善活动，使慈善动机与慈善行为相协调。

第二，在全社会倡导慈善文化，有利于提升社会凝聚力，推动先富起来的群体注重财富分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当前，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依旧存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也有一定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倡导友爱互助的慈善文化，推动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刘  琴：弘扬慈善文化，对第三次分配和推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社会大众是现代慈善的责任主体和行动主体，而公益慈善组织则承担着向社会大众说明捐赠去向及效果的责任。因此，弘扬慈善文化，推进共同富裕，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透明慈善的发展，切实保护捐赠者的权利，让他们的良好意愿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保证善意能够真正覆盖需要的人或者地区。

周秋光：慈善事业作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其在调节财富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部门出面引导，各行各业广泛参与，让慈善文化之中的共享理念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准则，并在全社会形成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共识，进而为过高收入者与过低收入者之间提供一个财富逆向回流的舆论支持渠道。尤其对于积累了可观财富的群体来说，社会共享理念能够促使他们主动分溢出自身部分财富，帮扶困难群众，或为大众提供无偿公共服务，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主动传承、弘扬和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仁善文化，涵养形成一种人人可以行善与人人能够行善的社会良善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一旦深入人心，那么无论是动员富者捐赠财富帮助困难群体，还是引导困难群众正确看待社会收入差距，都可事半功倍。

携手参与慈善  共创美好生活

周秋光：良好家风的养成，不仅是家庭和睦昌盛的前提，也直接影响到家庭所在地区的社会风气，而后者正是涵育慈善文化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从家庭教育着手，倡导为人父母者将慈心善念融入日常家庭教育当中，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推动孩子从小养成仁爱观念，为其成年以后践行慈善活动打下基础。其次，从学校教育着手，推动优良家风建设进入学校课程，并在当中融入仁者爱人、友善互助、志愿服务等慈善文化理念，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后实践等方式，营造仁善氛围。再次，大力宣传优良家风，引导全体公民朝着和睦团结、友善互助、爱国爱家的优秀家风路径进发，达到既能养成优良家风又能推进慈善文化建设的目标。

程  伟：家风是无形的精神遗产，家规家训则是有形的物质载体。翻阅古代家规家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文化，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其内容往往源自家族成员人生经历感悟。家规家训倡导的慈善理念面向的是同一群人及其后人、同一片地域，血脉相连，因此更容易得到认同，并转化为行动。

二是对财富的代际传承有着深刻的认识。古时，许多家训认为德胜于财、积财不如积德，强调以财产留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清代林则徐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样的理念并非消极对待财富，而是主张财富应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与其一味地将个人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不如帮助他们立德成才，实现个人抱负。

三是内容覆盖广泛，不仅强调积善积德，提升个人修为，还兼具教化社会

风气的功能。戒赌、戒醉、戒淫、戒怒、戒听谗、戒入异端、戒戏谑等在家训中均有所体现，这些戒禁内容虽约束家族成员，但在整体上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刘  琴：家风建设注重传承仁爱宽厚、厚德载物、修身养性、守望相助等传统，这与中华慈善文化的向善基因一脉相承。

随着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公众认为，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慈善能够更好地培育后代、提高家族凝聚力。因此，参与慈善的意愿及行动也越来越强烈。把家风建设和慈善文化结合起来，将为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带来新生力量。

在这一方向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各大基金会、企业及相关方，共同探索服务和促进中高收入人群参与慈善。2022年，我们联合中金财富推出了“慈善50计划”，通过慈善信托、公益数字化等推动可持续捐赠模式的进化，帮助中高收入人群及其家族的善意落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慈善行为中蕴含着中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家的个性化精神传承诉求。这些传承诉求往往和他们的家风传承诉求高度一致。